现阶段，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高度、拥有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以及重点合作的对象和范围等，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迥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国际产能合作模式和思路不宜简单沿袭或套用日本当年带动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市场经济依次起飞的“雁行”模式。由于目前我国产业整体水平还不高，在国际产能合作的具体过程中更多还只是发挥着一种承上启下、协同带动、优势互补的作用，因此，其合作模式与思路应有所突破和创新。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内涵

    国际产能合作这一概念由我国首次提出。就国际产能合作而言，我国应当发挥“领头羊”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头羊”模式。该模式主要描述随着我国资源要素条件变化以及资本和技术优势聚集，逐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各主要区域经济体进行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并起着“领头羊”的重要牵引作用，进而培育形成市场新需求和发展新动力的一种趋势性全球经济现象。其主要内涵特征如下。

    一是国际产能合作中虽然我国还不能成为“雁行”模式的领头雁，但却可以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本世纪头十多年，世界经济格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我国的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从原先的“一竞争一互补”转向“两竞争两互补”。

    所谓“一竞争一互补”，是指过去我国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竞争性，但与发达经济体则呈现高度互补性。

    所谓“两竞争两互补”，是指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强的竞争，而在船舶、新能源、通信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日趋明显。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总体仍呈互补大于竞争态势。同时，我国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明显互补。

    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积极开展以我为主导的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迈向全球中高端水平，也能够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复苏。而在此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动产能、装备、技术、服务、品牌走出去，我国可以充分发挥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而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

    二是国际产能合作中我国注重产能、装备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出相结合，积极推动国内富余优势产能对外转移。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不是推动国内传统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也不是推动国内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这些低端产能主要是通过国内“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加以处置和消化解决。相反，我国推动的是国内富余优势产能和先进装备与技术及充裕资本共同对外转移或输出，并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产业领域和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冶金、建材和石化等重化工领域以及工程机械设备、轨道交通设备、汽车、航天航空、通信等领域。这种合作理念和实践与发达国家推行的国际产业转移有着明显的不同。

    三是国际产能合作中我国既注重与周边重点国家的合作，也注重与全球各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主要推动产能、装备、技术和资本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输出。以“领头羊”模式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依据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发展水平高的向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进行的产业梯度转移，而是面向全球各大区域、聚焦于重点国家、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

    四是国际产能合作中我国既注重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和产业互补衔接，也注重将“输血”和“造血”予以紧密结合。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进产业转移，通常从其全球战略部署出发，以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和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很少考虑东道国自身产业发展及其调整布局的需要。而我国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注重加强与东道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产业互补衔接，尊重和照顾各方切身利益诉求，是通过签署双边国际产能合作协议共同加以推进的。特别是，在与相关国家开展双边重点产能合作过程中，不仅注重“输血”转移产业，同时也注重帮助其培育形成“造血”功能，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从而为该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重要助力。

    五是国际产能合作中我国既注重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也注重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全方位高水平合作。一方面，积极推动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务实合作，有效发挥自身承上启下、协同带动、优势互补这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不断推动双边产能合作上规模、上水平。另一方面，以绿地投资、并购等形式同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进行全方位高水平的双边重点产能合作，着力培育和提升我国产业合作竞争新优势。同时，还可与发达经济体联合开展第三方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比如，可围绕能源化工、基础设施、汽车、工程机械、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强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拉美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双边重点产能合作。

    综上，这些重要的内涵特征是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国际产业转移所不具有的。可以预言，我国“领头羊”模式的初具雏形和进一步确立，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大国和平崛起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中国特色。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总体思路

    当前，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应当坚持“一核两轴三片区”的空间布局和总体合作思路，逐步形成“核心驱动、轴线联动、片区拉动”的动力模式。

    “一核”覆盖周边重点国家，是我国与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先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周边经济体。这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核心区域。

    “两轴”覆盖中亚、中东欧、南亚、西亚、北非等参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是我与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对象。主要包括“带轴”和“路轴”两大轴线，其中“带轴”上主要有蒙古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路轴”上主要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等为主要支点的国家。这些区域是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支撑区域。

    “三片区”覆盖参与“一带一路”沿线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拓展延伸对象。主要包括：西欧和非洲部分片区、美洲和拉美片区、日韩和澳洲片区为主体的板块型经济片区。这是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拓展延伸区域。

    “一核两轴三片区”的合作思路在空间布局上依次延展，在功能上逐次分布，在动力模式上梯次配置。其中，“一核”是构筑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和塑造“领头羊”模式的核心载体，“两轴”是对接深耕“一带一路”建设和辐射涓滴沿线各经济体的基础平台，“三片区”是拓展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强化“领头羊”模式功能的重要抓手。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一核两轴三片区”的空间布局和总体合作思路，弥补了我国现有的“一轴两翼”合作思路存在的缺陷或不足。一是能够紧扣“一带一路”建设，并以周边国家为核心区，以“带轴”和“路轴”为战略支撑区，较好地突出了优先合作和重点合作秩序，针对性和可行性较强。二是考虑到拉美国家目前尚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加之该地区通常以美国的后院著称，因此将其作为拓展延伸区域，不仅可以避免引起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战略误判，同时也可以避免导致与“一带一路”建设空间布局的错位。三是将主要发达经济体也视为拓展延伸区域，不仅突出了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国际化和全球性，也弥补了后者将发达经济体排除在外的明显欠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积极推进以我主导的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核心区域的模式构建和秩序创设功能，着力打造我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头羊”模式主体构架，努力开创以我为主导的国际产能合作新格局。另一方面，要有效发挥轴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支撑功能，着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衔接，有效构筑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经贸投资合作的重点支撑平台。与此同时，要注重发挥三大片区的国际产能合作的拓展延伸和牵引拉动功能，积极与发达经济体开展第三方合作，不断彰显新时期我国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领头羊角色。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任务

    一方面，以周边新兴大国为核心的“一核”应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先方向，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两轴”国家应作为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对象。

    一是推动能源资源产业合作。加大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伊朗等国资源的引进和合作开发力度，重点推动天然气、石油、页岩气、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投资合作，鼓励企业以成套设备出口、投资、收购、承包工程等方式建设炼铁、炼钢、钢材等生产基地。在市场需求大且资源条件好的国家，开展能源资源上下游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鼓励具有产业优势的光伏、风电、生物质能、智能电网等产业走出去，加强在周边新兴大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基地。

    二是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合作。发挥轻工纺织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力成本低、规模效益高、建设周期短且靠近目标市场的周边新兴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托当地畜牧业和农产品等资源建立加工厂，重点投资化纤、棉纺织、毛纺织、丝绸、纺织品以及印染业等轻纺行业项目。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等生产经营条件较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形成上下游配套、集群式发展的轻纺产品加工基地。

    三是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合作。加大对周边新兴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合作力度，推动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企业“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建立产业园区或开办工厂。在市场需求大、资源条件好且配套能力强的重点国家建设钢铁生产基地。结合东道国资源分布，开展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和深加工，有序建设石化、化肥、煤化工等生产线及开展上下游精深加工，不断提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四是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扩大与周边新兴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高铁、核电、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对于投资需求大、营商环境好、规模效益优的国家，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产业链合作，按照产品→标准→技术→资本→服务“走出去”的实施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生态链。大力创新投融资方式，根据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TKP、BT、BOT、BOOT等方式进行扩融资，对于能源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实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可探索推行“高铁”（或核电、航空航天等）换“资源”的灵活方式加以推动。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物流园区，积极发展物流产业，加快构建“三大通道”，即便捷高效的路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经济的海上运输大通道、快捷畅达的空中运输大通道。

    另一方面，欧洲和非洲部分片区、美洲和拉美片区以及日韩澳洲片区可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拓展延伸方向。

    一是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遵循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原则，按照国际法、国际惯例、商业原则的基本要求，结合各自产业互补优势，鼓励和支持企业组建联合生产、联合体投标、联合投资等新型合作模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将能源化工、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行业作为第三方市场优先合作领域，加强上下游整合力度，开展全产业链深度合作，助推产业合作迈上中高端，实现“互利三赢”。发展联合融资、平行贷款、股权投资及风险参与等方式，积极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以及合作基金支持方式等多个渠道向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二是推动科技领域合作。顺应科技要素流动的新趋势，创新科技合作新机制，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研究、委托研发和联合开发等方式，加快实现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加强信息通信、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合作，推进先进技术及科技成果的引进、输出和转化。坚持科技需求和市场需求导向，积极与发达国家共建和联建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等研发机构，注重推进“产学研”有机融合。加强与欧美等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沟通联系，促进各方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的交流与合作。（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